“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层面提到解决种子问题，这是首次。”常智慧说，我国是草业大国，但同时是草种业弱国——我国商品草种每年的需求量为15万吨左右，其中40%以上靠进口；种植面积最大的牧草紫花苜蓿，80%以上需要进口；绿化用草坪草种90%以上依靠进口……“种子是草业‘芯片’，是草产业发展‘卡脖子’的关键，打好‘翻身仗’对草种业来说意义深远。”

常智慧认为其深远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：

“一是难得的战略机遇，有助于草业全行业乃至全社会转变观念，重视草种业发展。”常智慧说，尽管多年来草业行业针对草种做了一些新品种选育和研究工作，政府主管部门也日益重视这一问题，但是由于研究不系统、不深入，新品种选育周期长、推广难、成果转化难等种种原因，草业全行业和全社会，包括主管部门、科研院校、行业协会、企业等仍然没有从“卡脖子”、草业“芯片”的战略高度认识发展草种业的重要性。

“二是有助于凝聚全社会力量，补齐我国草种业发展短板，打造集育种、营销、服务于一体的现代草种业。”常智慧认为，要打好‘翻身仗’，应围绕草业和花卉等关系国家生态安全、畜禽等关系国计民生，同时种业又是对外依存度较高的行业，从国家到地方各级主管部门，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，多层次、多领域、多渠道加快草种业发展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“我国在草种新品种繁育推广、种子基地建设、新品种产业化发展等方面发展迅速，但草种业水平仍然不能满足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、生态文明建设、美丽中国建设和国际竞争等方面的需要，与草业大国的地位不相称。”常智慧认为，总体上看，目前我国草种业主要存在四大突出问题。

国产草种新品种数量有限：

国产草种是草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，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、美丽中国建设战略实施的基本保障。我国育成国产草种新品种数量少、质量不高，育种技术落后，“无草可用”是目前草产业、农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。

从数量上看，我国自1987年开始进行牧草新品种审定工作，至2019年共审定登记584个新品种，年均育成17.7个。而美国1993年至2019年育成品种3019个，年均育成111.8个，是同期我国育成品种的6.5倍。

从质量上看，我国育成草种新品种大多性状不稳定，同质化严重，抗逆性不强。缺乏优良品性突出、竞争优势强、响当当的好品种，更缺乏类似超级小麦、杂交水稻等具有世界级水平的优良草种。

国产种子供给不足，草种结构不合理，种子进口依赖度高：

尽管我国草种生产量持续增加，由1989年的2.5万吨，增加到2018年的8.2万吨，但是远远不能满足我国草种行业每年15万吨左右的草种需求量。我国草种子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高达40%，且近年来呈不断上升趋势。近年来，我国每年进口草种稳定在5万吨左右。

长期以来，我国草业主要为农牧业的下游产业，其草种选育和生产主要围绕提高草产量和质量为目标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成立后，草业功能逐步转变为生态和美化环境为主，因此现有草种生产结构不合理。我国目前进口草种一半以上是黑麦草，其次是羊茅、紫花苜蓿等，生态草种和草坪草种基本全部依赖进口。

草种业产业化水平低，生产技术不成熟，缺乏草种生产机械：

目前我国草种育种主要是为数不多的科研单位及院校“作坊式”进行，科研项目经费少，育种效率低。草种新品种推广则由政府部门或农技站等推广机构负责。生产则由农户或者小企业进行。可见，草种育种与生产脱节，产业链条分割，规模小，草种业产业化水平低。而发达国家草种的研发、推广、后续服务主要由专门的育种公司或生产企业进行，政府负责引导调控，其产业体系完善，育种目标明确，成果转化迅速。

种子生产播种、施肥、灌溉及信息化等提高种子产量的关键环节技术落后，从土地的选择，到种子收获加工，一系列配套技术更是缺乏，种子高产和稳产无法保障。

此外，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用于草种子的收获机械，种子生产从播种、田间管理到收获、清选、加工贮运机械也大多由农业机械改装，机械化、规模化程度低。

草种质量认证和检测体系不健全，管理制度不完善：

由于销售环节利润高，导致草种业重视市场营销，种子质量、检验等关系草种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环节不受重视，草种质量认证和检测体系不健全，管理制度不完善。我国现在还没有专门的草种认证机构，更没有认证的相关法规、条例或标准。

打好草种业“翻身仗”，必须从“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，加强种子库建设”入手。

常智慧介绍说，我国草种质资源十分丰富，有草原植物有9700多种，牧草资源 6704种，草坪草资源7500种，是世界上草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。中国地形、土壤、气候条件等复杂多样，特殊的自然环境及长期的自然选择，造就了中国草原植物丰富且遗传资源特性多样。中国草原上的植物堪称是抗逆、抗病、优质高产及一些特异性状的基因宝库，是遗传育种的重要素材。

目前我国已建立了1个草种质资源保存中心库，2个备份库，17个种质资源圃，组成了国家级草种质资源保存利用体系。截至2018年，已整理和入库保存草种质资源4.7万余份，其中98%以种子形式低温保存，禾本科占54%、豆科占33%。

“尽管如此，我国草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形势依然严峻。近年来由于草原开垦、草原野生植物资源的滥采乱挖、外来生物入侵、草原退化等问题，导致种质资源面临丧失风险加大、开发利用不足等问题。”常智慧说。

他建议，主管部门应以此为契机，将推动草种业创新发展写入行业“十四五”规划，组织力量开展全国性草种种质资源普查、鉴定、保护与评价，在摸清家底基础上，进行优良品种选育。选育出一批优良品性突出、竞争优势强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，从根本上改变草业发展被“卡脖子”局面，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。同时应进一步加大草种种质资源收集、保存力度，加强草种子资源库建设，合理布局，扩大数量，构建多层次收集保护、多元化开发利用和多渠道政策支持的新格局，为草业科技原始创新与现代草种业的长久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

常智慧介绍说，近年来，我国种业基本建成“国家队”与民营企业“双轮驱动”的现代种业科技创新体系——基础性公益性研究以科研院校为主体，技术创新以企业为主体。就草种业而言，育种主要由少数科研单位及院校进行，推广则主要是政府部门或农技站负责，生产销售由企业负责，未形成集育种、营销、服务于一体的草种产业化发展格局。

他进一步解释说，在现阶段，我国民营草种企业多以草种贸易为主，基本没有自己的育种基地，没有研发团队或其力量很弱，鲜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育成品种。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，草种业从新品种选育、扩繁，到种子收获、加工、销售服务等，每个环节都离不开企业的参与，所以充分调动民营草种企业的积极性是必要的。以企业为主体来创新，才能使科研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，最终形成成果转化迅速、产业链条完整的草种业产业体系。

常智慧提出，政府可以采取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，加大对民营草种企业的支持力度。例如：通过提供贴息贷款，降低草种子生产经营企业融资成本。加大草种良种、生产田租金和生产资料补贴力度。通过保险公司为草种子生产提供保险服务。构建草种运输现代物流体系并开通“绿色通道”，降低运输成本等。